英美总裁风险认知话语对企业绩效的预测建模研究
企业年度报告中的风险信息披露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向投资者传递风险管理过程和结果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的重要媒介,值得关注和研究。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风险决策行为,对企业风险认知的话语特征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本研究结合话语评价理论和公司治理相关理论,通过跨学科视角考察英美知名企业总裁风险认知话语,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话语是否反映企业总裁的风险认知。第二,话语是否能够通过总裁风险认知预测到企业绩效。
本研究建立总裁风险认知话语硏究的操作模型和指标体系,尝试运用功能评价理论评价标记语、认知隐喻理论隐喻载体词、短语学语乂韵搭配作为总裁风险认知的话语评价指标。尝试运用职业评价指标任职年限、年收入、企业规模作为总裁风险认知的治理评价指标,将这两类评价指标纳入同一个评价系统框架内考察其对总裁风险认知的预测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话语评价指标如何通过总裁风险认知预测企业绩效。
本研究语料为12个行业的56家英美知名企业年度报告中的风险信息披露文本,建立总容量约300万词的总裁风险认知话语语料库。首先,采用多种语料库工具提取体现总裁风险认知的话语评价指标。其次,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考察各类话语评价指标是否直接或间接反映总裁风险认知,以及话语评价指标是否通过治理评价指标反映总裁风险认知。最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绩优与绩差企业总裁使用的话语评价指标是否存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考察话语评价指标是否能够通过总裁风险认知预测到企业绩效。
本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总裁评价话语反映总裁风险认知。三类话语评价指标通过不同路径直接或间接反映总裁风险认知。就直接效应而言,三类话语评价指标对总裁风险认知的直接效应依次为“语义韵评价”、“隐喻评价”和“词汇评价”;就间接效应而言,a)“词汇评价”指标通过“隐喻评价”指标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b)“语义韵评价”指标通过“隐喻评价”指标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c)“词汇评价”指标通过“语义韵评价”指标中介,间接影响“隐喻评价”指标,再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
第二,话语评价指标通过治理评价指标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词汇评价”、“隐喻评价”、“语义韵评价”指标对“总裁风险认知”除了有直接的预测力外,还通过治理评价指标中介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a)“词汇评价”指标通过“职业评价”指标中介,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b)“隐喻评价”指标通过“职业评价”指标中介,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c)“语义韵评价”指标通过“职业评价”指标中介,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d)“词汇评价”指标通过“语义韵评价”指标和“隐喻评价”指标中介,间接影响“职业评价”指标,再对“总裁风险认知”产生间接效应。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不同任职年限、不同年收入、不同企业规模的总裁使用的评价标记语和隐喻载体词存在差异,语义韵搭配无显著差异。
第三,绩优与绩差企业总裁使用的话语评价指标存在差异。而且,话语评价指标通过总裁风险认知,直接或间接反映出绩优和绩差企业总裁的评价话语特征。“词汇评价”直接和间接通过“隐喻评价”和“职业评价”两类指标的中介作用,反映出绩优和绩差企业的评价话语特征。企业效益越差,总裁风险认知话语中评价标记语出现的频率越高。“隐喻评价”直接和间接通过“职业评价”指标的中介作用,反映出绩优和绩差企业的评价话语特征。企业效益越好,总裁风险认知话语中隐喻载体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中西媒体危机话语的对比研究
本书对比研究了中国和西方媒体中的危机话语。在众多的危机和冲突中，本研究选取了7个主题作为考察的对象。这7个主题涉及政治与经济、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等多个领域，具体案例包括：政治领域的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经济领域的“力拓间谍案”、“人民币升值”争端、世界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安全的“非典”与“甲流”、有关环境保护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和关于自然灾害的“汶川地震”。虽然以上7个案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但是本研究都把它们视为危机话语。本研究把危机定义为：出乎意料且不按常规发生的具体事件，它会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由此会对一个组织的首要目标产生威胁（参见Seeger 1998）。通过使用多元文化话语分析法，我们发现了其中的话语特点和规律，发现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下不同危机话语的优势和各自局限性。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拓展了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传统话语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空间中微观的词汇以及语法特征，本研究力图将微观的话语分析和宏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历史分析相结合，使用并完善了“多元文化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前施旭（2010）构建了多元文化话语的大致框架，本研究细化了具体的5个话语分析范畴，并以中西媒体中的一系列危机话语作为群体现象，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此外，本研究提出需要借鉴和吸收不同的研究方法（如：语料库为辅助的分析法、多模态的话语分析法、社会学中常用的采访调查分析方法），而之前的多元文化话语研究很少对此进行讨论（参见理论篇3.1和3.2）。本研究认为，不同方法的借鉴和融合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支持多元文化话语的整体理论框架，能够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为话语研究与媒体研究、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管理等其它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搭建了对话的桥梁，拓展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分析视角。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从不同专题以及不同的话语维度分析了大众媒体中“西强我弱”的不平衡局面，而之前的中国话语研究较少以本土现实问题为导向（参见：吴鹏、王海啸2014）。本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西方媒体话语的特点及其规律，有助于了解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传统。本研究对如何提高中国媒体的传播力和说服力，提出了具体话语策略的建议。
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研究:经济思想影响决策的路径与机制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决策逻辑。一般来说,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现实利益角度来考察的。但是,通过对选取的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案例的观察与分析,本书发现决策并不必然建立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决策者自身的观点和某个经济思想对决策结果更具有决定性影响。
本书以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两次重大变化为案例,来分析经济理论思想对决策的影响。第一个案例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强调政府管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的影响。当时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地位与一战后情况相似。一战后,美国的政策选择是积极恢复金本位,而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却选择建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个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保守主义对美国关闭黄金窗口转向浮动汇率的影响。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和尼克松时期都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选择放弃黄金兑换转向浮动汇率,也都可以通过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由于受到不同的经济思想影响,肯尼迪、约翰逊时期选择维系管理干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尼克松时期选择了转向浮动汇率。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利益并不必然决定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决策结果,经济思想的影响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中的反常现象具有解释力。
本书建立了经济思想影响决策的路径和机制。经济思想主要通过三个路径传播进入决策层,它们是社会潮流与大众媒体传播、认知共同体的推动和政府经济学家的推动。在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三个路径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传导经济思想进入决策层的作用。本书还讨论了决策层的选择过滤机制,即决策层对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其是否对供选择的政策及其代表的经济理论思想认同与接受。决策层选择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决策层不同部门机构或决策者思想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决策层的杈力结构和关系结构。当决策层对某一经济思想认同感强且各机构部门的想法统一,则代表该观念的政策得以被选择并且决策实施得比较稳定当决策层对某一思想的态度不明确且各机构部门思想不统一,则决策会出现波动和反复。这两点在案例分析中都得到了体现。
目前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研究,基本是以现实利益为出发点的。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进行审视,以期发现决策背后的思想逻辑和渊源,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词项的语境敏感机制:对温和语境主义的一种辩护策略
本文对最小语义学理论语境主义提出以下反驳：从语义过程看，通过测试的语境敏感词范围大于最小语义学的预期；从语用过程看，最小命题并没有存在的意义与必要。因此，不但最小语义学的第二点攻击不能成立，其理论本身就存在困难。索引词主义（Indexicalism）试图为此提供解决方案，它提出句子的语境敏感性来源于句子的逻辑形式中系统地存在着隐藏变量，这些变量需要语境关联要素对其进行赋值。然而，它的核心论证能否成立值得质疑，因此也难以成为替代最小语义学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对温和语境主义的一种辩护进路：通过等级性分析对语境敏感机制进行刻画，据此得到一个固定的语境敏感词范围。由于等级性形容词本身包含级差概念，级差又预设其比较集的范围需要在特定语境中依赖特定的语境关联要素决定，因此笔者认为语境敏感性是词项本身的属性。在等级性形容词之外存在不包含级差但包含比较集的词项，这类词项同样具有语境敏感性。目前等级性分析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源于级差的不同类型与特征之间能否进行有效区分，这些质疑以实验哲学的方式提出。笔者通过类似的对比实验对这些质疑进行反驳，并对以颜色谓词为主的在等级性上存在复杂性的词项进行系统刻画。
